来自母校学弟的疑惑？那我认真说说我的看法。
哲学代表的是一个文明系统的底层思维方式。用这个角度去观察世界文明，你会发现甚至都没有什么“西方哲学”，充其量只有一点“欧洲哲学”和“英美哲学”。
换言之，在现代哲学这个学科中，除了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外，其他的哲学体系基本都是失语的。比如印度哲学、日本哲学等等，其命运与中国哲学相差无几，都是各国的研究者自己研究自己，并且很容易陷入到自说自话的境地中去。
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本质上说还是因为其发达的经济与过去几百年的文化传播所造就的。甚至于说，现代“科学”乃至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区分，都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去审视中国、印度、日本、越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传统哲学的时候，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具体点讲，如果你想用现代“科学”的逻辑体系去拆解这些国家的传统哲学，会发现他们简直是一团浆糊，甚至连清晰地概念体系都没有。可是，假如你不用“现代科学”的逻辑去辨析他们，而是延续这个哲学传统既有的逻辑，那么这些哲学传统引申出来的东西又与现代社会有巨大的冲突——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当下所谓的“新儒家”。
换个角度而言，中国其实本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中国历史中对文化著作的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部，再早一点则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等。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哲学”，一半来自于三个部分：首先是经，这代表了儒家经典的传承；其次是子，道家、佛教以及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哲学基本都来自于此；第三则是集部，因为中国还有很多思想家的哲学相关内容是收录在自己的文集里的。
也就是说，自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所谓的哲学实际上是作为三个独立的部分而存在的。而这三部分之中，又以经部为最高，三者之间根本不是并列关系。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很经典的小故事：拿出苹果（绿）、香蕉、黄瓜、西红柿（黄）四种食物，找一个人来，让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四种食物分成两类，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就是，每个人的分类结果都不一样。有的把苹果和香蕉放一起，黄瓜和西红柿放到一起，理由是前者是水果，后者是蔬菜。也有人把苹果和西红柿放到一起，香蕉和黄瓜放到一起，理由是前者是圆的，后者是长的。还有人把苹果跟黄瓜放到一起，把香蕉跟西红柿放到一起，理由是两者都是绿的，后者都是黄的。
这种不提供的分类逻辑，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哲学的发展逻辑与西方哲学很不一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一种整体式的继承与颠覆，几百年后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有可能直接推翻前一代，可中国哲学始终以“经”作为主体，注定了中国哲学不会有这种颠覆式的创新。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虽然散见于子部和集部，但这些人的影响力与儒家传统的“圣人”不可相提并论，他们纵然有很有创见的实现，却未见得能颠覆主流。
套用前面说到的小故事，假如说西方哲学是把苹果和香蕉放到一起，中国哲学就是把苹果与西红柿放到一起。而西方哲学一来，在西方哲学的逻辑下，中国哲学就得放弃把苹果和西红柿放一堆的传统，而是要把杨桃、香蕉、甜瓜之类的水果从其他的地方拿过来，再放弃按照形状分类的传统，用水果与非水果的逻辑来论证中国水果的优势在哪儿。
但这样做的痛苦之处，一则在于本身你要颠覆以往的传统，二则因为你的这个发展逻辑跟别人都不一致，导致最终发展出的成果就有很大区别。
我再举个例子，好比说同样是养鲤鱼，中国人养鲤鱼就是为了吃，所以鱼越大越好、口感越嫩越好，鲤鱼是跟猪肉、牛肉放在一起的“肉”，而日本人养鲤鱼是为了观赏，所以搞出了花色各异的锦鲤，是跟花、书画一样用来观赏的。你现在要让日本人把锦鲤划到“肉”的分类下，再让他们用“肉”的逻辑来证明锦鲤是多么好吃，最后也只让人强词夺理，甚至会让他们说“为什么要以中国人觉得好吃的标准为标准，我们日本人就觉得锦鲤比普通鲤鱼好吃”。本身“好吃”这个东西就没个固定标准，再这么吵下去，肯定是没完没了。
那么，具体到中国哲学来讲，中国古人对哲学的理解是“经世致用”，“经”作为其中的总纲，最终导向是“用”。这个观念所代表的是，中国人认为治学的首要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因此中国传统的哲学的主流还是“实用”。当然，中国人也会借助于道家、佛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思想或宗教体系来抚慰个人的心灵，然而这种抚慰是“私人”层面的，与“经世致用”是两回事。
但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并不分“内”与“外”，并且其最终的导向也不是“用”而是“知”。这就导致中西哲学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中，对一个思想家最高的认可，是他既要有“知”，也得有“行”。如果一个人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但你让他当官他把地方管的一塌糊涂，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叫“腐儒”。在《三国演义》里，舌战群儒的诸葛亮就骂过这种人：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孔明视之，乃严酸也。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但是，在西方哲学的体系中，因为哲学的导向不是“用”，所以就是另一种评价体系。比如康德这种性格孤僻，看着就当不了什么大官，估计也当不好管理者的人，在西方近现代哲学里就是圣人一般的人物。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一骂中国古代的弊端，就说“学而优则仕”，说中国人就知道当官。这其实就是以现代的哲学观念来看古代——在“经世致用”的逻辑之下，“治国”作为最高等级的脑力活动，肯定是读书人所共同追求的。甚至于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墨家、兵家、道家等思想流派，虽然主张各异、哲学思想各异，但其核心导向仍然是”用“。就连《老子》这样的书，都能一边讲着“道可道”，一边讲着各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但也正是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得中国能够始终选拔出社会上的精英群体参与政治，维系了这样一个面积广大的国家的治理。
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哲学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开始将哲学作为一种求真求智的学问。虽然柏拉图也写过《理想国》，但整体上说，整个西方哲学还是更偏向于思辨与逻辑，而不是追求在社会中的实际应用。这样一来，西方哲学历经数千年发展，呈现出来的样貌与中国哲学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今的问题是，在学术界西方哲学的体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而基于西方文明整体上的强势地位，无论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还是日本哲学、阿拉伯哲学，其传统的哲学理路与西方哲学是不兼容的。特别是对于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的普通人来说，西方哲学的体系本就是与这些一脉相承的，不仅理解起来更容易，这些科学知识也能成为其哲学体系的力证——当年牛顿写下三大定律的那本书，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与之相比，传统哲学无论是解释力还是价值体系，都已经难以与西方哲学体系匹配——即便去强行解释，也会出现很多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